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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日本校外培训机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和全世界各国一样开始了战后恢复。由于战争时期，日本本土的同业体系遭受重大破坏，只能从最初级的产品加工开始入手，产业工人的工作强度高，时间长，通过考取高学历获得轻松且高收入的工作，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的共识，旨在提高考试成绩的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应运而生。
学习塾诞生之初，政府并未对其进行管控，毕竟战争刚刚结束，日本除了废旧武器，什么都缺，虽然政府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公立学校教学资源匮乏，校外培训对义务教育起到了一定的辅助和支持作用。同时，本就匮乏的教育资源，也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校外教育，因此学习塾的数量不多，政府甚至会因为其在发挥“教书育人”功能的同时还能提高政府税收（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习塾支持。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战后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学龄，此时的日本也借助外贸加工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消费支出年增长率超过10%的前提下，学历越高，工资越高的情况越来越显著，日本家长也开始了对校校外培训慷慨解囊的时代。学习塾的数量在彼时飞速增加，大量教师资源因为学习塾的高收入，纷纷离开公办学校，加入学习塾。对公办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影响，为后来的治理埋下了伏笔。
到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第二产业发展陷入停滞的影响，大量其它行业的资金流入校外培训领域，学习塾的资金愈加充足，各学习塾之间为了吸引投资，盲目追求短期考试成绩，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日本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乱塾时代”。
与中国近几年的教培乱象一样，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对课外班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不仅让学生苦不堪言，而且主要针对应试技巧训练的学习塾对学生掌握知识并没有什么作用，反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因此，日本政府开始关注学习塾，并开始调查分析学习塾的情况。
调查显示，1977年到1985年，日本小学生参加学习塾的比例从12%增加到17%，中学生从18%增加到45%，全国学习塾的数量从不到1万所增加到了5万多所，参加学习塾的学生从300万增加到450万。学习塾的教师中超过55%是在校大学生和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社会人员。
鉴于此，日本发布了《中小学生校外学习生活合理化》通知，要求公立学校教师不得兼任校外教育工作，1988年，学习塾被认定为教育服务产业，从税收、准入、服务质量等多方面进行考核。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陷入停滞，家长和学生更加迷信通过考高分获取高学历，通过高学历获取好工作。再加上日本在90年代推行“宽松教育改革”，学习塾的热度进一步增加，分数决定一切一度成为社会共识。日本官方几乎束手无策。到1999年，甚至将社会教育机构纳入“教育体系”，完全放任发展。
到了2017年，在日本新生儿大大降低的情况下，学习塾的从业者仍旧保持在34万人，学生人数近300万，全年收益达到近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各界对于学校教育的忧虑与日俱增。
说日本教育不行，可能有人会说，进入21世纪，日本平均每年都会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但就是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大隅良典表示，日本可能再也得不到诺贝尔奖了。为何诺贝尔奖获得者会有如此说法呢？让我们来看看近10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出生年份（只包括自然科学奖项）
2019年：吉野彰（化学） 1948年
2018年：本庶佑（生理学或医学） 1942年
2016年：大隅良典（生理学或医学） 1945年
2015年：大村智（生理学或医学） 1935年；梶田隆章（物理学） 1959年
2014年：赤崎勇 1929年、天野浩 1960年、中村修二 1954年（物理学）
2012年：山中伸弥（生理学或医学） 1962年
2010年：铃木章 1930年、根岸英一 1935年 （化学）
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普遍在1960年代以前。
日本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每4个小学生中就有一个人弄不清楚“平均”是什么意思，很多学生到了初中一年级还不能正确读出一些常用字，甚至有初中生因为分不清时针和分针连时间都不会看。
由于公立学校实行“宽松教育”，焦虑的日本家长要么花费巨资将孩子送进学习塾，要么就只能放任自流。统计显示，考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校的学生中，上过学习塾的学生达到90%。
较好的学习塾每年的花费超过10万人民币，父母的财力决定了孩子受教育的水平，进而决定他们的人生发展轨迹，最终结果就是固化了社会阶层，穷人将世世代代因为每机会得到公平的教育而失去阶层提升的可能。
日本近30年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的原因很多，但人才基础的缺失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看到日本的前车之鉴，联想到中国今天对校外教育的重拳出击，“双减”文件的发布真可谓：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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