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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写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熟识张楚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简单而单纯的阳光大男孩。他喜欢喝酒，在酒桌上，他总是面面俱到地照顾每个人，甚至被朋友们戏称为“酒司令”；如果有朋友去唐山，他定会备一桌好酒好菜，等着与你神侃一番。他没什么功利心，从刚开始写作到现在，他只把写作当成爱好，绝非名利之场、谋生之道。在生活中，他是公务员张小伟，也是一个11岁孩子的父亲。他生活在一个叫倴城的小镇，他的小说中尽是这些平凡而跃动着的生命
　然而张楚的文学世界却是如此复杂。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外表粗犷奔放的八尺男儿，正是写下《曲别针》《细嗓门》《梁夏》等作品中那些细腻文字的作者。在他的小说中，既有沉滞的现实，又有飞扬的想象；既有压抑的氛围，又有抒情的温暖；既有令人疑惑的先锋，又有发人深思的写实。
如今，这个阳光大男孩已年近不惑，他的写作也已经走过十余年的路程，在这十余年中，他的文字与生活经历了什么变化？他对文学有什么独特认识？让我们听张楚慢慢道来——

　　文学是一种信仰

　　记 者：你并不是文学专业毕业的，你的本职工作又是一名小镇的公务员。出道至今十几年来，你始终没有放弃小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热情，每年都有高水准作品问世。琐碎而平庸的工作难道不会制约你的写作欲吗？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张 楚：说实话，庸常生活确实会让人变得懒散，深陷泥潭而浑然不觉并怡然自得。我总是对我的生活本身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总是幻想某天会逃离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可是我知道，其实我骨子里是热爱现在的生活的。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就像是一个人的影子再也离不开这个人。平时我会通过阅读、散步、结交新友、旅行、看美剧来保持我对日常生活的新鲜感。

　　记 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的？

　　张 楚：小时候其实很怕写作文。有一次我们学完鲁迅踢“鬼”的故事，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读后感。我不会写，就去问我妈。我妈教我，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去看电影，半路上看到个黑糊糊的东西在动，你们以为是鬼，很害怕，这时来了解放军叔叔，拿手电筒一照，原来那是从部队养猪场跑出来的猪，所以，世界上并没有鬼。我就照我妈说的写了篇作文，交给老师后居然得到了表扬。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写作文也不是很难。当然这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记 者：可你大学并没有学中文专业，怎么后来开始写小说了？

　　张 楚：我大学的专业是财务会计，可我不务正业，整天闷头写小说。那时候知道《收获》杂志很有名，于是写完小说就投给《收获》，投了几个月也没有回信，自己心里很着急，怎么还不发表啊。那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不知道《收获》是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发表一篇小说其实那么难。后来《收获》编辑给我回了封退稿信，鼓励我多读多写。那是1995年。

　　上班后我最早在一个税务所工作，工作不是很忙，也单身，没有太多的事，值班时间就写小说，写完就投稿。都是手写稿，写完后把厚厚的一沓纸给杂志投过去，3个月之后收到退稿信，就换另一家杂志再投。

　　直到2001年我才在《山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火车的掌纹》。小说发表之后，我收到了500元稿费，兴奋得不得了，请这个请那个，结果500元很快花完，自己还搭了200元。2003年，《收获》发表了我的《曲别针》，《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草莓冰山》。这之后约稿就逐渐多起来了。

　　记 者：你是从纯文学期刊中走出来的作家，我注意到，“70后”作家中还有些人跟你走的是相反的路子，比如蒋一谈、阿乙，他们是先出个人小说选集，得到读者和媒体的认可，然后才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的。你作品的传播方式可以让你一方面很快地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也会在无形中制约你的读者数量。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张 楚：蒋一谈、阿乙的短篇小说出版方式跟欧美作家几乎是一致的。欧美很多作家都是就某一主题写一系列短篇，由出版商直接出版，事先并不在杂志上发表。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克莱尔·吉根的《南极》，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但大部分国内作家还是首先从纯文学期刊起步，先发表再结集。在当下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太难了。像蒋一谈、阿乙那样一出道就直接出版短篇小说集并且获得美誉度，全中国估计没几个。大多数还是期刊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