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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而行
发布于：2020-11-13 来源：网络转载
任我而行
李泽厚先生就像一本用牛皮纸作封面的书，没有任何的花哨，只是一种朴素。轻轻地吹走封面的灰尘，缓缓地翻开，一页又一页。他的故事是那么让我着迷：英雄出少年，大学期间因提出“实践美学”论而声名大振；文革动乱期间，心如静水，痴于学术而作《批判哲学的批判》 ；上世纪80年代，带着人们奔走呼号，寻求诗意栖居的大地；人生八十，乘桴浮于海，依旧任我而行。每一页都很精彩，每一页都让人敬仰，每一页都迟迟不肯翻过。读李泽厚，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的“任我”精神。“任我”于学术而言即他的独立思考，自由学术的精神；于生活而言即他的不循名教，寂寞中独行。
李泽厚，给我一种魏晋人士的“风流”之感，他放达，他文雅，他任我。新道家派，向秀和郭象如是解释“风流”：它是一种能超越事物差别，“弃彼任我”而生的人的品格。而“任我”，郭象这样解释：一个人活着应当从他自己的理性和冲动。就李泽厚而言，任我是一种自由，无拘无束，按自己的性情行事。
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争取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不按领导要求写文章，被批了好几次，甚至被冠以异类之名他也毫不在乎。当大多数的名师走上讲台，主持各种学术会议，登上电视银幕时；他依旧保持自己的自由，对所有拜访者奉上三条准则：不开会、不讲演，不上电视。他并不会为周围人的压力而改变什么，他活着即为自己的意愿。文革”时期，他俨然一个“逍遥派”，仿佛动乱与他无关，他不介入任何争论；干自己喜欢的事，用红宝书盖着康德，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弃彼任我”在李泽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禁联想到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约221一约300年)。《世说新语》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刘伶裸身于屋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说道： 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刘伶所体现的超越之感，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这正是风流本质的体现，也很好地诠释了“任我”这一哲学命题。李泽厚像刘伶一样任我而行，哪管世人言语，哪管世事尘网；选择做一只鸟儿，在世间樊林间自由自在的飞翔。
他有几个挚友，却从不主动去探望。他不爱热闹，只享受寂寞。他说他临死之际更愿静悄悄离去，只希望家人看到。“有人说我性格孤僻，骄傲，不爱与人交往，不懂人情世故。”李泽厚不掩饰这些评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能许多人不解，甚至觉得他可能患上了心理疾病。其实不然，他任我而行，这一切都是他的理性和冲动，都是自己所愿意的。他在孤独中独行，却不悲伤，不消沉，不寂寞。《世说新语》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竹林七贤之一嵇康，面对钟会的拜访，继续抡起大锤，旁若无人的打铁。在今人看来这是难以接受的，这是不礼貌，没修养的体现。然而这正是一种风流的体现，一种任我的展现，一种随自己性情的表达。李泽厚就如嵇康，他们两个人都狂放任性，都按自己的性情行事。
上世纪80年代，哲学院的人确实想提拔李泽厚当副院长，或明或暗说了多次，李泽厚因此遭到很强烈的反对。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这不是故作清高。当官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有汽车，他觉得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书，他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点，但他后来住的房子和副院长一般大，对门就是常务副院长。而且当官有个坏处，要开各种各样无聊的会。李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开会，现在也是，包括学术会议，觉得无聊。回望历史，当年的嵇康也追逐“任我”而对官位不屑一顾。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李于稽皆不循名教，追随自己的意志，顺随自己的性情，任我而行。
不舍地翻过一页又一页，种种的精彩，种种的留恋，种种的惊叹。合上书，李泽厚先生的一种精神在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任我，任我而行。最后以苏轼的一首词诠释李泽厚的“任我”精神：“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